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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四日,豈能不去考察?\福建中學(小西灣)

作者:admin  发布时间:2018-10-03
圖:學生們在基督教青年會考察當年魯迅足跡 歷史教育工做者往往喜歡透過考察古蹟,既為了提升個人史學修為,亦助帶學生到現場說歷史故事。事實上,經學術界與非學術界同工多年勤奋,藏在香港市區和郊區中的很多歷史遺址及建築被大量發展研究,成為我們一輩後學可供學史和教史的理想場地。上世紀20至40年代,多量「五四」學術名人南來香港,他們首在香港活動的地點,早已被很多學者考證了出來。我差不多每年都會在五月四日帶學生考察這些地點,講一些有關「五四」名人的故事。 变革守舊文化立場 考察「五四」名人在香港的足跡,是學習「五四」的歷史和精神的理想「課堂」。我會借用一種「支流─邊緣」的觀點,解說這段歷史故事。「支流」是指中國「五四」以來的支流文化,如批評傳統、運用白話文、逃求解放等主張。「邊緣」是指由於香港位於內地支流文化較偏遠的处所,對內地支流文化較為疏離。 首先,香港大學留下了許地山传授的人生片段。他在港大中文學院的七年(1935年至1941年),努力在香港推廣「五四」以來的文學精神。他变革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固守舊文化的立場,成立新的課程結構,又宣扬香港學界要多運用白話文。他的勤奋得到了香港很多文化界人士的認同,衝擊了香港的本土文化發展,使当地的「邊緣」文化與內地的「支流」文化接上了軌。港大另一名人校友張愛玲,亦是「五四」後培養的新一代,她身體力行地實踐了五四的「個性解放精神」。他於1939年入學,日軍於1941年入侵香港,打斷了她在港大求學之路。在戰爭爆發後,她曾在大學校園擔任義務護士,她極不喜歡這份「為人服務」的工做。在香港期間,她顯露了這份「崇尚自在,不受束縛」的五四精神。 另一位「五四」名人魯迅先生於1928年到位於上環的基督教青年會演溝,嚴厲地批評了香港文化的守旧性,並宣揚當時內地「五四」以來支流文化的特點,企圖改變港人對傳統文化的態度。兩場演講成為了一道「文化橋樑」,间接向香港一些知識分子輸入了內地的支流文化。 講「五四」人物在香港的故事,不克不及不講蔡元培校長,其墓地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。蔡先生在首都大學倡导「兼容並包」的精神,培养了北大,成為「五四」精神的發源地。30年代日軍侵華,國難當前,蔡先生南來香港。由於身體安康欠佳,留港治病。雖然香港政局較內地穩定,但蔡先生對当地的中國文化發展有些不滿。他的一句「島居頗恨圖書少」,充实暴露出他對当地文化的不滿。 筆者在求學時期,很少老師會提到這班在30年代南來的文學家,仿佛香港歷史上沒有他們的「存在」。幸亏,自小思的《香港文學漫步》出书後,這批南來文人在香港的事跡,漸漸遭到學術界的關注,近年更成為了中史科或文學科師生的考察熱點。在考察過程中,除了讓學生學習以上四位「五四」人物在文化傳遞過程中擔當的中介角色之外,亦可令學生大白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不断都存在着密不成分的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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